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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分配方法最大的弊端就是会对另一方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表达了这一初心，同时指出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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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现“量子霸权”要克服很多困难，何时成真还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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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龚霏菲、王珩)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在带头干、示范干上形成“头雁效应”。
任何平台未经其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涉案作品词曲，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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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作品原件尤其是艺术作品的原件，对于作者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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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4/11 06:30 约6分钟
劳动力对城市的“逃离”，可能是一种新的就业形态来临的前奏。
2016年开春，中国一线城市里悄然上演一股“返乡潮”，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想要离开曾经梦想的大城市，和“伪幸福”说再见。与此同时，大城市里对一些服务人员——比如保姆、餐饮服务人员、民工等的需求越来越大，却苦于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或者招到人才的成本越来越高。年关已过，面对当下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潮”，至少有一点是要明确的，那就是这种“返乡潮”说明了中国的乡村社会并没有完全失去活力和吸引力。它不仅没有走向“终结”，而且还在凭借其独特的优势焕发着一种新的生机。就像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在乡村的异军突起一样，这里为返回乡村的城市务工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以及创业机会，特别是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里。
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最为重要的硬性制度保障就是，中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实行并坚持下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集体所有的土地关系。这在一定意义上确保了一大批从农村土地中流动出来的劳动力，在他们遭遇到城市经济发展瓶颈之时，可以适时地返回到自己的家园故土中去，依赖承包的土地经营生计。
“返乡潮”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长期以农业立国而又未完全将之彻底抛弃的一种城乡社会基本结构关系的体现，这其实是一种保证城乡之间有着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恰到好处的制度。今天中国从南到北的乡村电商之所以可以这样迅猛地发展起来，与那些握在自己手中的土地以及相对便宜的在家用工的劳动力有关。这使得从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原因而返回到乡村里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后代，能够很快地进入到一种新的就业或创业的轨道中来。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土地制度的优势所在，没有了这份优势，任何的发展机遇都只可能是纸上谈兵，无以成为现实。
如果说有一种不定期的“返乡潮”发生，那也是跟中国各级城市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所谓一线城市的膨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所带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各种服务行业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对于那些由农村来到城市的务工人员来说，往往不仅处于一个就业链条的末端，而且所获得的很可能是临时的、不确定的以及无社会保障的工作。在这里，所谓同工同酬的福利保障不仅不能够得到城乡一体之间的连贯和持续，而且一种临时性讨价还价式的劳动力价格变动，转而变成为年复一年的常态性薪酬获得途径。对于一个无法期望自己会有稳定和持久工作机会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如何在薪酬的变动上获得偏向于自己的最大利益，便可能是他们在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之中所习得的一种最为合情合理的行动策略。
由此，当农业的日平均收入远远低于城市的日平均收入之时，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作为一种廉价且可以随时获得的劳动力，必然会呈现一种井喷式的供给态势。反过来，如果从城市获得的日平均收入，除去诸项在城市中多出来的花费，剩下来的还不及在乡村里的日平均收入之时，城市的“返乡潮”也就必然会来临，且愈演愈烈。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不再可能会保持一种永久性、稳定的廉价劳动力的形象，他们的价格只能是不断攀升，直到使得雇佣方无法承受为止。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强调市场主导的城市社会中，大家所认可的趋向于一种公平合理价格的必然走势。在一个日益强调“节约”的社会之中，这种走势实际上也在呼唤着或者倒逼着城市居民以及企事业单位自我服务的自觉意识。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必须开始学会不完全依赖于从乡村跑到城市来的那些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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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下“返乡潮”的高统计数字，那种城市人的恐慌是绝对没有必要的。
尽管整个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处在一个发展的转型期，尽管城市化率已经引人注目地超过了一半中国人口的大关，但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依旧没有真正翻转过来。很显然，由于土地还在来到城市打工的千千万万农民手中，他们还会不时地返回到远去的家乡，去照料自己的土地和家人，又在农闲之时跑到城市里谋得一份工作以补贴家用，使全家乃至家族的生活有所改善和保障。这一传统必然会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期的一种长久存在的景况，难于从根本上改变。
在一个日趋市场化的社会之中，就业市场的波动才可能是一种常态，“返乡潮”的高低变化只是一年之中某个阶段的暂时性表现。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同区域之间职场的流动，从来都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的具体体现，而非所谓逃离“伪幸福”那样笼统的概括或者“吐槽”所能真正表达的。换言之，劳动力对城市的“逃离”，其背后必然有某种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它可能是一种新的就业形态来临的前奏，既不能予以小视，也不能为之过度恐慌。
在中国，乡村的变化从来都是很多城市发展的晴雨表，因为二者之间本来是相互依赖而非相互隔离开来的。城市要么是孤立地自己活着，而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大可能做到的；要么是与围绕城市而存在的乡村社会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这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无疑是一种积极而理想的状态。如此，在文化观念上将乡村真切地纳入到一种城乡关系的整体规划之中，才是中国社会从纯粹的农业社会昂首阔步走出来的一条必由之路。（作者：吴恩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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